Ivone Margulies写到：“安娜（阿克曼）的旅程结束了，她回到了自己的公寓，但却因为另一个人的存在而不得不过上自我放逐、自我蛰居的生活，将游牧主义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。阿克曼的极简主义体现为剧中副标题的使用，画外音对叙事的参与，以及她夸张的举止所暗示的喜剧默片传统。阿克曼通过对她自己的笨拙的身体的再现，分解了那个理想的、统一的作者形象：她既是导演-控制者，《在姨母家的客厅》同时也是一个虚构中的角色-被控制者。而在叙事层面上她既是屋主-所有者，《在姨母家的客厅》同时也是被入侵者，阿克曼作为电影导演的主导地位被这种虚构的不安全感瓦解。一方面，她被迫根据同居人的活动重新划分自己日常活动的范围；但另一方面，她也通过一台摄影机监视着他的行动轨迹（这使人联想到摄影机作为监视装置的起源）。这一切都象征着电影装置的自反性。”